“轿车文明”惊现大讨论（上）【第一支柱】

【编者按】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回答和交流。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认知当下和眺望未来。《中国汽车四十年》通过国内４０位资深媒体人对我国汽车业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件大事的回顾和还原，呈现出中国汽车业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全书分为四个版块，分别为“破冰之举”“第一支柱”“驱动家国”“改变格局”。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连载，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

1990年夏天，赵军站在校园门口，出神地看着一辆大众桑塔纳缓缓驶过身边。那时，赵军是湖北一所大学汽车专业一年级的学生，望着那辆远去的小轿车，他憧憬万分。

那时的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如今，他家的车已经换过四五辆，从几万元一路升级到上百万元，最近还在考虑换辆电动车。想到改革开放40年来汽车生活的变迁，赵军不禁感慨万分。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上汽、一汽、东风、广汽、北汽纷纷开始与国际汽车巨头合作，先后推出真正有竞争力的车型，国产轿车于是开始闪现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桑塔纳、夏利横空出世，接着标致505国产，然后就是捷达、富康的诞生。特别是1994年”老三样”阵营形成，有钱人开始买车，私车消费逐渐起步。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影响中国汽车消费未来的巨大争论，随后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

这个世纪大争论的主题便是轿车该不该进入家庭？

这个问题即使在当下也不能做出一个完全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在２４年前，这却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问题

争论背后：《光明日报》推波助澜

回顾24年前的那场争论，可能很多人依然无法理解，让汽车进入家庭，这有什么好争论的？但在1994年，这场争论堪比一场风暴。当年7月，我国颁布了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其中提出将“鼓励个人购买汽车，并将根据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结构的变化适时制定具体政策”。那一年，中国出现了“私人轿车梦”这个词。那一年，机械部召开了”当代国际轿车工业发展与中国轿车工业发展战略技术交流研讨及展示会”，简称”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郑也夫放了“第一炮”，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则隔空反驳。

1994年8月9日，郑也夫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轿车文明批判》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轿车进入家庭”。随后的11月8日，《光明日报》又刊登了一篇樊纲的文章,标题为“轿车文明辨析”。这篇文章的开头一段写道：“ 《光明日报》所载郑也夫的《轿车文明批判》，刺激人思辨的欲望，引得我也想来讨论一下‘轿车文明’这个东西，以及在轿车这一现象背后更重要的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种种问题。”这篇文章以经济学角度从文明的魅力、发展的极限、人性的悖论、落后的悲哀等6个方面谈轿车文明，并对郑也夫的文章逐条辨析，笔锋锐利。

而就在当天早上，郑也夫读到樊纲驳斥他的文章后，在12个小时内完成了一篇9000字的反击文章《消费主义批判》，最终发表在1994年11月24日的《中国市场经济报》上面，但内容被删掉了三分之一。

两年后经济科学出版社推出的《轿车大论战》收录了包括这3篇文章在内的31篇文章。随后在1995年，北京电视台分别采访郑也夫和樊纲，然后将两人就同一问题的回答剪辑在一起，节目的收视率颇高，影响极大。

在这场争论中，郑也夫认为轿车消费热潮是“商人赚钱的动机与人类中多数成员虚荣的性格合理导致的”。“买私车主要是为了炫耀。”他当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人们有了自行车就已经解决了“行”的问题，何苦还要汽车，挺浪费的，这是“炫耀消费”。

针对郑也夫的观点，樊纲明显表示不同意。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老渔夫在晒太阳，过来一个小伙子问老渔夫，为什么不去打鱼呢？老渔夫说，打鱼干什么？小伙子回答，挣钱。老渔夫问，挣钱干什么？小伙子说，挣钱盖房子，房子里面有花园，有游泳池。老渔夫说，我要那个干什么？小伙子说，可以晒太阳。老渔夫说，我现在就在晒太阳。当然，同样是晒太阳，但是晒太阳的“质量”不一样。人总是要提高生活质量，要有更高的追求。

后来郑也夫又提出汽车安全与环保的问题。对此，樊纲没有再说话。

这场论战看起来以樊纲的沉默结束，但事件引发的影响至今未消。即使是24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正如知名汽车分析师贾新光所言，这个事情本身有两面，不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汽车有正的外部效应，也有负的外部效应。它可以促进税收及就业，但也能带来安全及环保问题。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能单纯说这场争论谁胜谁负。

郑樊之争后，国内一些学者连续发表“重磅导弹”，立场截然对立，有的认为中国根本不能发展私人轿车，而有人认为中国的家庭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这场争论影响很大，几乎社会各方面的人士都出来发表意见，辩论的内容也涉及轿车进入家庭后带来的方方面面的社会影响。

主编点评

郑樊之争领风气之先

对于中国汽车历史来说，1994年是一个特殊年份。人们记住的不止是“汽车产业政策”的颁布，还有“国际家庭轿车展示暨研讨会”的举行，重要的是，其间有一场因“轿车文明批判”引发的轿车能否进入家庭的讨论。由此，突破边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至此，汽车不再孤立，而是牵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之一。

如果说，“产业政策”只是一个态度的话，那么“家轿研讨”就是行动。而由民间掀起的轿车是否进入家庭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事关普通人选择生活方式的全民讨论。对于汽车来说，发展与不发展已涉及到民生和社会及意识形态领域。而以郑樊为代表的争论给历史留下的并非观点和角度不同的争论，而是社会转型的时期不同思潮在轿车私有化上的投影。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年代的更替，类似的争论和交锋并未停息，只是更换了不同的背景和方式罢了。

回顾这场讨论（轿车进入家庭）先是由学者提出，后是专家介入，再是社会参与，其深度和广度及远虑早就超出了汽车范畴，实际上变成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涉及到了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尽管80年代有“潘晓讨论”，但远不及郑樊之争带来的冲击和持久。这为后来的汽车发展掀起的诸多争论和交锋，包括当下新势力造车现象的讨论在内，开了风气之先。（颜光明）

【未完待续。本文节选自《中国汽车四十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编：颜光明、钱蕾、王从军。撰稿人李村， “车厘子”创始人，原《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曾任广州《新快报》汽车周刊主编。本书全文由网通社首发，也可关注“禾颜阅车”微信公众号阅读。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