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作弊，高压下的流氓行为？

大众“尾气门”还在发酵，全球范围的起诉潮方兴未艾。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德国检方先是表示要对大众前董事长文德恩展开刑事调查，后来又表示“在对文德恩进行调查指控之前，检方必须先掌握确切的证据”，并删除了本周早些时候关于文德恩的一份声明。到底谁是排放作弊事件的最终决策者？

问：大众监事会明确表示：“文德恩博士先生对尾气值作弊一事丝毫不知情。”但德国汽车专家杜登霍夫(Ferdinand Dudenhöffer)认为，文德恩曾担任技术开发主管，“文德恩声称对特意安装的软件不知情，对我而言不可想象”。但德国媒体《焦点》的一篇评论认为：“作为公司总管文德恩站出来承担'杀头'之罪，但他是这一骗局主谋的猜测，却不大可能。”此外，德国经济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表示：“我充分尊重文德恩的决定，他决定为不在自己任期内的决定承担责任，排放造假实际是在文德恩还在奥迪公司工作时（2003年1月1日-2008年3月1日）决定的。”下萨克森州州长史蒂芬•韦尔也表示文德恩与排放测试造假确实无关，并且其他的成员也相信他。您怎么看？

答：我只能根据个人对文德恩的观察、了解进行推断。奥迪的企业文化中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热爱细节”。这是从奥迪的皮耶希时代和文德恩时代传承下来的。二人都是技术狂兼“缝隙狂”，同样是追求完美的性格，所以曾经是志趣相投的黄金搭档。造假这类事完全违背了文德恩自己的性格逻辑，理应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在辞职声明中用了“震惊”、“惊愕”两个词，我以为不是假的。

问：您个人对文德恩的印象怎样？

答：从2003年文德恩掌管奥迪以来，我记不清有多少次采访文德恩了。总体感觉，他对问题的回答直截了当，比较客观，也很自信。印象最深的是在2008年北京车展上，文德恩在回答我关于丰田与大众的区别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应该向丰田学习。”“他们（丰田）每天都在一些小事上不断更新和进步，每天都把生产系统和流程稍微改进一点，综合起来很长时间后就有很大进步，这是我们现在学习丰田的地方。”

当然，他也有“虚伪”或者说好听点是“外交”的时候。那是在奥迪全球资讯年会上，具体是哪年记不清了。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关于奥迪收购玛莎拉蒂的问题时，文德恩说，贝卢斯科尼先生（意大利前总统、奥迪A8车主）的确和我们提到过收购玛莎拉蒂的问题，但我们认为，奥迪和玛莎拉蒂在技术上不兼容。

和玛莎拉蒂不兼容，收购兰博基尼就因为技术很兼容吗？

2010年4月和6月，我先后在北京和三亚采访过文德恩，没想到三亚的采访成了最后一次，而且据我所知，这也是文德恩最后一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

问：都说文德恩很关注细节，而且一言九鼎。您怎么看？

答：没错。大众内部的人说，每次车展，只要文德恩来，质保部门的人就开始在心理崩溃的边缘上苦苦挣扎。文德恩眼睛太尖，细微的问题也不放过，揪住后就当场发火。据说在一次重要车展上，因某品牌一款首发车在车展开幕前没能通过文德恩的法眼，被生生憋了回去。

大众在华一合资企业的高管曾对我说，大众集团高层在南非开会，文德恩从下午2点开始，在试车场上烈日之下，对集团旗下新车做静态和动态检测，对造型的哪个部位不满，就在上面贴上胶条，反复观测，和设计人员争论，直到天黑。他感叹说，就这一点，中国的企业领导人没人能做到。

问：问题是文德恩这么关注细节，而且事必躬亲，怎么还能漏掉尾气排放造假这么大的一个窟窿？

答：这不奇怪，文德恩是人不是神。企业太大，品牌太多，他不可能面面俱到，很多时候在很多方面要靠下属的作为。

比如DSG，2010年4月在北京回答我的相关问题时文德恩说：您提到的DSG变速箱的问题，那是因为一个配套厂商零件上的一个小瑕疵引发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但此后，DSG的问题愈演愈烈，文德恩直到2012年4月才在与中方合资伙伴高层的直接对话中了解到DSG存在“动力中断”这样的严重问题，并为质保部门对问题车辆“居然没有拆车检查”而“拍案暴怒”（参见《大众“作弊”这潭浑水到底有多深？》）。

显然，在DSG问题上，文德恩是被质保部门的技术官僚们左右了。

这里面我欠大众中国前总裁倪凯铭（现任欧宝汽车公司总裁）一个道歉。三年前，倪凯铭离开中国后，我写过一篇评论，认为倪凯铭对DSG危机难辞其咎（参见《大众为错误人选买单》）。可后来得知，倪凯铭实际上一直坚持向上反映DSG的问题，而高层显然听信了质保部门“小问题、已解决”的说法，对倪凯铭不予理睬，而且由倪凯铭出面向中国消费者道歉这种事根本就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

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认为，大众对文德恩的感谢不尽其数，但文德恩也给大众带来沉重的业绩压力，而在这样的氛围中，作弊手段和耍花招的做法便应运而生。在两位老主管（前监事会主席皮耶希和董事会主席文德恩）对每个新车型进行试车前，连一贯自豪的开发工程师们都一个个哆嗦不止。所以，“文德恩必须倒台，这不是因为他作为公司总裁对丑闻细节是否知情，也不是因为每个董事会成员理应承担的‘政治’责任。文德恩必须走人，是因为他多年来作为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创造了一种滋生欺骗术的企业文化。”

答：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最高领导人一言九鼎、事必躬亲，对一个中、小型企业来说问题不大，而且效率最高，但对于一个超大企业集团来说就是相当危险了。领导人能力、业绩超群，自信膨胀，一旦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下面的人哪里敢争议，为了自保，亩产万斤粮、12万斤粮的骗局就出现了，还会有顶级科学家论证其可能性。我曾多次写过大众的“大企业病”，这是根子。

美国参议员“绝对不相信”这次大众作弊案仅仅是“几个流氓工程师干的”，有道理，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顶层高压之下来自中层乃至上层的流氓行为。

问：问题是这种流氓行为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大众在中国召回了近2000辆作弊柴油车，问题是会不会也波及汽油车？

答：我估计不大可能。有件事情鲜为人知。2008年在德国试驾新君威时，我和时任上海通用副总经理孙晓东私下聊起过直喷发动机分层燃烧（稀薄燃烧）技术的问题。我说媒体都认为大众为了技术保密和降低成本，在引进中国的全新TSI发动机上拿掉了先进的分层燃烧技术，而大众一位技术专家私下讲，分层燃烧技术虽然能够提升功率、降低油耗，但也会增加氮氧化物的排放，而要满足氮氧化物排放标准，就要增加相应的后处理装置，它的成本超过了通过使用这项技术提升几个马力、降低一点油耗所带来的益处，所以只能用在赛车上，在量产车上就被拿掉了，全球都如此。而上海通用宣称新推出的SIDI直喷发动机保留了分层燃烧技术，貌似比大众厚道，这可能吗？孙晓东说他会去问问欧宝的专家。几个小时候，孙晓东找到我说，你说的那个问题是对的，欧宝的专家说他们也拿掉了分层燃烧技术，原因和大众一样。

这次作弊的大众柴油车也起因于氮氧化物排放和后处理之间的成本、性能平衡问题，不同的是，在柴油车上大众选择用作弊手段来同时实现提升性能和降低成本的“两全其美”，并为此付出了而且还将继续付出超乎想象的极大代价，教训是深远的。

我相信，这类事情大众以后恐怕会打死也不敢干了，也会改变相关的机制，问题只是大众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找回世人的信任。其他企业也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国际商报 2015/10/15）